2020年，面对预订量数周内暴跌80%的困境，Airbnb联合创始人布莱恩·切斯基（Brian Chesky）彻底改变了管理策略。他裁去四分之一员工，按职能重组架构，并深入一线亲自把控招聘、解雇及产品方向。这一转变打破了其此前信奉的“聘请高管、退居幕后”的传统建议。
2024年，Y Combinator创始人保罗·格雷厄姆（Paul Graham）将这种亲力亲为的风格定义为“创始人模式”（Founder Mode）。随着人工智能压缩信息流并削弱传统管理层级的价值，这一理念已从硅谷争论演变为董事会的硬性要求。贴近一线的领导者正获得显著优势，而固守旧制的企业则面临被敏捷竞争者甚至小型AI团队甩开的风险。
从“经理模式”到“创始人模式”
切斯基曾坦言，传统管理体系险些摧毁Airbnb。职业经理人往往将组织视为黑盒，仅进行局部优化；而创始人凭借全局视野，能洞察被忽略的联系。格雷厄姆指出，“经理模式”依赖层级委托，使CEO远离细节；“创始人模式”则拒绝这种做法，通过常态化跨级会议、重视个人贡献，让领导者始终处于关键决策中心。
这种风格并非孤例。史蒂夫·乔布斯对像素的执着、埃隆·马斯克巡视车间及阅读代码、黄仁勋在英伟达的高强度参与，均反映出在软件及AI系统日益核心的背景下，管理逻辑的根本性转变。
时间来到2026年，AI加速了这一进程。今年2月，Block创始人杰克·多西（Jack Dorsey）裁员4000人，明确指出AI已接管原本用于传递信息的层级协调工作，随后Block股价应声上涨。在谷歌，桑达尔·皮查伊（Sundar Pichai）透露75%的新代码由AI生成；Airbnb也声称这一比例达到60%。这些数据不仅意味着生产力提升，更预示着一个更小、更快的组织架构正在形成，使CEO能够重新触及核心工作。切斯基认为，兼具技术与用户亲和力的“创始人模式”公司，在AI时代更具生存韧性。
AI瓦解了规模带来的信息优势，少数掌握强大模型的工程师即可匹敌大团队产出。这迫使企业在增加管理层级与扁平化架构之间做出选择。2025年，微软CEO萨提亚·纳德拉（Satya Nadella）扁平化层级，引入直接汇报人才以专注基础设施竞争；谷歌谢尔盖·布林（Sergey Brin）也在“红色警报”期间回归一线编程。这些举措共同拒绝了“规模需要职业疏离感”的旧观念。
CEO主导：AI转型的关键变量
研究数据支持了这一趋势。贝恩公司（Bain & Company）发现，停滞于AI试点阶段的公司，其CEO往往将技术视为他人之责；而在CEO投入15%至25%时间处理AI事务的企业中，采用速度更快且业务影响显著。贝恩指出，规模化发展需要CEO对平台、人才及优先用例拥有主导权，而非仅停留在分散测试阶段。
麦肯锡9月下旬的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结论。报告将CEO分为三类：技术支持者、生产力冠军及远见者。其中，将AI视为竞争优势和个人责任核心的“远见者”比例正在上升。他们专注于提升战略雄心、重构组织架构及重置企业文化——这些不可委托的任务，唯有CEO能在不稀释权力的前提下完成。
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·卡恩（Sal Khan）便是典型案例。他从“学生如何学习”的本质问题出发，而非既定路线图，通过内部实验催生了全球使用的AI导师Khanmigo。沃尔玛则集中AI能力并推动运营单位贴近客户，利用工具提供个性化体验。共识在于：当商业领袖而非IT部门驱动AI时，转型才能成功。
当然，风险依然存在。缺乏判断力的“创始人模式”易滑向微观管理。安迪·格鲁夫提出的“任务相关成熟度”概念提供了护栏：在关键点深入，在自主权确立处放手。新模式青睐的是仍接触实际工作的混合型领导者，而非纯粹的人员管理者。
实践中，估值数十亿美元的Cursor依靠小规模团队的自发项目而非僵化规划；腾讯拆散独立AI实验室，将工作融入产品团队。这些举措将AI视为重塑组织的底层设施，而非附加功能。
尽管批评者认为大型企业无法像初创公司那样运作，但数据表明，具备创始人思维的组织在AI倡议上行动更快，避免了官僚主义带来的“协调税”，并保留了区分卓越产品的品味。格雷厄姆引发的辩论已演变为一套竞争指南：董事会开始审视CEO是否处于“创始人模式”，投资者也在区分严肃采用者与浅尝辄止者。
切斯基至今仍与约50人的核心团队共同管理招聘与绩效。这在AI能生成大部分代码并揭示深层洞察的时代，虽耗费精力却至关重要。最终，胜出的不会是拥有最多试点项目的公司，而是那些在技术使“亲近”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时，拒绝后退的领导者。对于其余企业而言，曾经作为护城河的规模，正逐渐变成负担。